給中國的好朋友

信報

「人類生命只有一次，我們不能測定我們的決策孰好孰壞，原因就是在一個特定的情境中，我們只能作一個決定、我們沒有被賜予第二次、第三次或第四次生命來比較各種各樣的決斷。」「這個世界賴以立足的基本點，是回歸的不存在。因為在這個世界裡，一切都預先被原諒了，一切皆可笑地被允許了。」

上面是昆德拉在《生命不能承受之輕》裡面，對人的存在境況發出的憂思。在小說裡的主角托馬斯，因為碰巧在布拉格之春發生之前，寫了一篇觸及言論禁區的文章，後來被勸喻公開聲明收回。他拒絕了，結果一名前途無可限量的外科醫生，被逼當了一個抹窗工人。曾經逃到西方的他，又因為愛情「非如此不可地」，回到了布拉格。後來有人發起簽名要求釋放政治犯，他的兒子對他說：「簽名是你的責任！」──他知道，他簽與不簽，對政治犯的命運都沒有幫助，他也知道，多人的人婉言拒絕簽名都要搜索枯腸找一個借口，他不喜歡借口，但他終於想到，不能做任何傷害那因長期恐懼而手有經常顫抖病徵的妻子的事。他想起了「責任」，他拒絕了簽名。但後來知道簽了名的人都又惹了禍，他感到歉疚，可是已記不起是什麼原因了。

尼采說，歷史的不斷重複，是一個極其可怕的景像。可是，歷史又畢竟重複了。六八年的布拉格之春，八九年的天安門之夏。然而，永遠都有選擇權利的人是「註定」自由的，要不然，我們不會想起有「責任」，不會對「一子錯，滿盤皆落索」發出婉惜和感慨。如果棋賽永遠都可以「回手」，那根本不是棋賽、生命也就牢牢困在永劫回歸的夢魘。命運既是必然性駕駛，像托馬斯的「是否非如此不可？」也不是問題了。

不過，中國知識分子往往是比人家幸運的，雖然反右、文革、四五、六四是可恥的一次又一次歷史循環，但每一次的知識分子，在認識上都有所悔誤、感激、重新認識真理的機會。文革時的知識分子，在關進牛棚之後，悔悟著「畢竟這不是國民黨的白色恐怖」，文革平反之後，感恩戴德的知識分子，在痛哭涕地歌頌，「只有共產黨可以將鬼變成人」。六四之後，「若是制度不變，我們又怎可以活著回家」、「秋後算帳又怎成秋後放寬」，比張志新幸運沒有被割喉嚨，又怎能再繼續訴說那與妻子的種種情愛、盼望、完成那生命以後幾十年的年的意義。

中國的知識分子，可以不用再使妻子的臉掛上憂慮和哀戚，因為西方人承受不了歷史永劫回歸的重壓，但中國人對輪迴，對超穩定結構，已經是甘之如飴。千萬人頭落地不要緊，今日還有我在說話已證明了中國沒有皇帝。

今年國際電影節，播放了波蘭導演奇斯洛夫斯基的一套「盲打誤撞」，說一個想跳上跑動中的火車的青年，在能不能跳上車之間，有三種命運在等著他：一是成為共黨忠貞分子，一是成為團結工會成員，一事平平庸地過活。命運對這位青年，並沒有什麼「非如此不可」的事，也沒有什麼真正要懊悔的。選擇其實永遠擺在人面前，人間的壓迫，既然是不同角色的衝突，是這個皇帝還是那個皇帝發號施令，根本就不重要。但似乎中國的知識分子就喜歡在懊悔，在不堪回首當中，慢慢地體會「國情」、「真理」，而命運就在於忠忠誠誠做個現代化偉業所須的知識分子，作一個好好回報國家的栽培，照顧好(只有？)萬般情愛的妻子，好好學習，「天天向上！」的一途。

偉大的媚俗造就了左派捷克人少有這些感激涕零的衝動，糊糊塗塗地給牽扯在政治漩渦的托馬斯更是大搞男女關係，遑論有要捷克「立足於別國之林」的情操。他雖然是毅然放棄自由，因情愛而隨特麗莎返回祖國，淪為抹窗工，他也沒有說那是「前生緣份」，反而要問「那是否非如此不可」？

昆德拉是在自由這個大問題前，感受到「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而苦惱，中國的知識分子卻自樂於歷史循環的重擔，參與「建設強大中國」的「偉大的進軍」。

昆德拉可以將歐美上流明星反柬埔寨內戰都嘲為「偉大的媚俗」，可見他如何「自絕於人民」。昆德拉說：「把一個左派造就為左派的，不是這樣或那樣的理論，而是一種能力，能把任何理論都揉合到稱為偉大進軍的媚俗去」──中國的好朋友，你們安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