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 Xun 

中國聰明人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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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事件發生之後，海內外民情多番反覆，由夢想中國突然發生軍變或領導人死亡，帶來民運的全面翻案，到一周年前後，各種各樣的所謂冷靜反思。民主運動的實質影響不斷消失，民主思想的主動性亦猝然而逝。海外的一伙在搖旗吶喊，但從他們發表的那些空洞無物的分析和綱領，以至求助於像「民主女神號」那種重姿勢不重實際的行動，我們不能不接受一個事實，就是海外民運已到了終結之日。

無論是早期萬潤南聲稱準備回國接收政府，到中國之春一千人等為「新」中國立「國號」、設計「國旗」，以及六四一周年那些所謂「反思」，與及由此而來建立的一套套「事後孔明學」，一一都暴露出中國的異議分子在思想和政治上的虛弱、無聊，以及「一廂情願」。

和不少東歐國家一樣，站在反極權運動前頭的每每是知識分子。而由知識分子組成的捷克公民論壇，及其前身的七七憲章運動，今日更正式上台執政，推行了一次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文化人執政」大實驗。

可是，中國的知識分子雖然也吸引了海外各方人士的關注，然而他們卻從來沒有作為未來社會締造人的氣度，箇中最重要的因由是，中國知識分子擁有太多聰明人，他們推行的政治，也是一種不折不扣的聰明人政治，聰明人政治畢竟不是民主政治，由聰明人的政治去推動民主政治，無疑緣木求魚。

聰明人政治的特色，是認為只有他們擁有智慧的腦袋，才可以為國帶來富強，只有他們的聰明才智，才會使人民有民主，聰明人最了解國情，聰明人最了解政治，聰明人才會懂得把握時機。
聰明人認為，一件事幹得好不好，純粹在於策略、領悟力、知己知彼、能放能收。而當人們衝動、失去理智時，他們就懂得冷靜、客觀、各打五十、面對「現實」、寫「孫子兵法」，或者大談「改良終究勝過革命」，還是、「革命無可避免」……這就是六四之後一年以來，中國聰明人的「反思」。

由「河殤」對中國人「愚昧」「落後」發出的不屑和恥笑，到海內外反反覆覆的談什麼中國人的「劣根性」，以致聰明人中的改良派認為以中國人的水平根本承受不起民主帶來的混亂，再加上中共自詡在複雜的國情下，「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中國百年的救國論，都是一套又聰明人的論述。八九學運之前，中國的「精英」不是鼓吹民主、自管，而是主張開明專制，新權威主義，及至「沒有策略意識，水平低下」的學生跑出來，令聰明人的專政烏托邦也岌岌可危的時候，聰明人就選擇了「民運」。及後民運徹底「失敗」，聰明人又懊悔為什麼「他們」不懂收放自如。

另一些海外的聰明人開始的時候就理智得靠邊站，及後又聰明得快快投入領導群眾，「使民運向建設方向發展」，期後又理智得要趕快自我檢查，保持與國內良好關係，向前看，不理他有沒有責任，都要「和他坐來做踏實工作」。

又有一些更聰明的，可以既主張改良(見好就收)，同時又主張革命(見壞就上)：有人四一去廣場散步是勝利，沒有人去也是勝利──彷彿阿Q再世也要汗顏。

策略、策略──一切都是策略，民眾情緒是策略的工具，經濟制裁造成民憤又是策略的工具，與黨內派別暗通款曲又是策略，和東歐民主團體會面又是策略，投資國內促進沿海省分與中央對抗又是策略……總之，大大小小，又一套的「改良工程學」、「革命工程學」。

從來沒有一套「改良工程」或「革命工程」比得上由小到大，由無到有的毛澤東思想，今日那些侃侃而談什麼民主運動「孫子兵法」或「孔明學」的人，究竟有沒有真正了解過毛澤東才是他們的先行者，將改良與革命調合一起的最偉大社會工程師。我們的聰明人又有沒有想過，這樁偉大的工程怎樣演化成今日的中國式極權。

另一些聰明人誇言為民主自由「踏實工作」，為政權做那種忠誠的諫議之士，踏在一批批前度智襄的骸骨上，以未來政權，現政權的忠實智囊自居。他們有沒有想過，這是中國人一條怎麼樣的「出路」？

中國聰明人「為國為民」就是這麼一回事。北京長安街上無言百姓的鮮血，無名的歷史締造者，又一次只能夠默默地為我們的秦皇漢武、千秋功業，做歷史的見證！

給中國的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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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生命只有一次，我們不能測定我們的決策孰好孰壞，原因就是在一個特定的情境中，我們只能作一個決定、我們沒有被賜予第二次、第三次或第四次生命來比較各種各樣的決斷。」「這個世界賴以立足的基本點，是回歸的不存在。因為在這個世界裡，一切都預先被原諒了，一切皆可笑地被允許了。」

上面是昆德拉在《生命不能承受之輕》裡面，對人的存在境況發出的憂思。在小說裡的主角托馬斯，因為碰巧在布拉格之春發生之前，寫了一篇觸及言論禁區的文章，後來被勸喻公開聲明收回。他拒絕了，結果一名前途無可限量的外科醫生，被逼當了一個抹窗工人。曾經逃到西方的他，又因為愛情「非如此不可地」，回到了布拉格。後來有人發起簽名要求釋放政治犯，他的兒子對他說：「簽名是你的責任！」──他知道，他簽與不簽，對政治犯的命運都沒有幫助，他也知道，多人的人婉言拒絕簽名都要搜索枯腸找一個借口，他不喜歡借口，但他終於想到，不能做任何傷害那因長期恐懼而手有經常顫抖病徵的妻子的事。他想起了「責任」，他拒絕了簽名。但後來知道簽了名的人都又惹了禍，他感到歉疚，可是已記不起是什麼原因了。

尼采說，歷史的不斷重複，是一個極其可怕的景像。可是，歷史又畢竟重複了。六八年的布拉格之春，八九年的天安門之夏。然而，永遠都有選擇權利的人是「註定」自由的，要不然，我們不會想起有「責任」，不會對「一子錯，滿盤皆落索」發出婉惜和感慨。如果棋賽永遠都可以「回手」，那根本不是棋賽、生命也就牢牢困在永劫回歸的夢魘。命運既是必然性駕駛，像托馬斯的「是否非如此不可？」也不是問題了。

不過，中國知識分子往往是比人家幸運的，雖然反右、文革、四五、六四是可恥的一次又一次歷史循環，但每一次的知識分子，在認識上都有所悔誤、感激、重新認識真理的機會。文革時的知識分子，在關進牛棚之後，悔悟著「畢竟這不是國民黨的白色恐怖」，文革平反之後，感恩戴德的知識分子，在痛哭涕地歌頌，「只有共產黨可以將鬼變成人」。六四之後，「若是制度不變，我們又怎可以活著回家」、「秋後算帳又怎成秋後放寬」，比張志新幸運沒有被割喉嚨，又怎能再繼續訴說那與妻子的種種情愛、盼望、完成那生命以後幾十年的年的意義。

中國的知識分子，可以不用再使妻子的臉掛上憂慮和哀戚，因為西方人承受不了歷史永劫回歸的重壓，但中國人對輪迴，對超穩定結構，已經是甘之如飴。千萬人頭落地不要緊，今日還有我在說話已證明了中國沒有皇帝。

今年國際電影節，播放了波蘭導演奇斯洛夫斯基的一套「盲打誤撞」，說一個想跳上跑動中的火車的青年，在能不能跳上車之間，有三種命運在等著他：一是成為共黨忠貞分子，一是成為團結工會成員，一事平平庸地過活。命運對這位青年，並沒有什麼「非如此不可」的事，也沒有什麼真正要懊悔的。選擇其實永遠擺在人面前，人間的壓迫，既然是不同角色的衝突，是這個皇帝還是那個皇帝發號施令，根本就不重要。但似乎中國的知識分子就喜歡在懊悔，在不堪回首當中，慢慢地體會「國情」、「真理」，而命運就在於忠忠誠誠做個現代化偉業所須的知識分子，作一個好好回報國家的栽培，照顧好(只有？)萬般情愛的妻子，好好學習，「天天向上！」的一途。

偉大的媚俗造就了左派捷克人少有這些感激涕零的衝動，糊糊塗塗地給牽扯在政治漩渦的托馬斯更是大搞男女關係，遑論有要捷克「立足於別國之林」的情操。他雖然是毅然放棄自由，因情愛而隨特麗莎返回祖國，淪為抹窗工，他也沒有說那是「前生緣份」，反而要問「那是否非如此不可」？

昆德拉是在自由這個大問題前，感受到「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而苦惱，中國的知識分子卻自樂於歷史循環的重擔，參與「建設強大中國」的「偉大的進軍」。

昆德拉可以將歐美上流明星反柬埔寨內戰都嘲為「偉大的媚俗」，可見他如何「自絕於人民」。昆德拉說：「把一個左派造就為左派的，不是這樣或那樣的理論，而是一種能力，能把任何理論都揉合到稱為偉大進軍的媚俗去」──中國的好朋友，你們安然吧！

何物情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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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壇日漸為兩大政團──「啟聯」和「港同盟」所主導，可惜前者仍然不離那種閃閃縮縮的香港政治習氣，除了一種含含糊糊的「保守 派」形象之外，實在無法猜透這樣一個沒有政綱、沒有思想體系、沒有黨工組織、沒有行事規條、沒有效忠對象的一團人，有什麼籌碼可以發展成一個「政黨」。

無疑啟聯的行事作風，屬於一種眷戀過去一切的「保守風格」，但要說這一班人有爻堅實的保守主義意識形態，那其實對他們的水平有所過譽。

同 樣地，港同盟也不是一個名符其實的「民主黨」。這裡不是說他們的作風不夠民主，而是說這一班以「民主派」自號的政治人物，並沒有多少以民主作為一種「主 義」去獻身的信念體系。更談不上在這種信念體系底下，有一種清晰的，為實現自己信念所作努力的歷史定位。用簡單一點的說話就是，他們從來沒有一種「民主運 動」作為一種「運動」的意念。

最近李鵬飛在電視上，暢談「啟聯」(或廣義的「保守派」和「港同盟」的分別，李鵬飛一針見血地指出，分歧其 實只有一點，就是「對待中國的態度！」啟聯認為與中國溝通是首要的，但港同盟則放不下六四的「情意結」，他們只執爻「六四」一點，看不到整個中國的變化， 特別看不到富裕南方的變化……

李柱銘的回應是認為六四的觀點，民主派(即港人)和另外一方的觀點大有不同，一方認為是愛國，另一方則認為這是暴亂……

有趣的不是六四的說法是誰對誰錯，而是一個香港兩大政團的互相界定之中，環繞的不是本地的政策和各自信念的差異，而是「對中國態度」的不同，甚至只是「對待六四一件事」的不同。
八九年夏天，中國大地發生了震驚世界的事，那是「學生運動」、「民主運動」、「工人運動」……六四是這一連串事情的終結。六四之後，震天價響的聲音，是叫人不要忘記──但不要忘記什麼呢？就只是軍隊入城射殺群眾、袁木說謊、李鵬惡死、學生領袖逃亡嗎？

六四當然沒有人忘記，那種殘忍、恐怖也沒有人忘記，但八九年夏天，令人回憶的就是血嗎？難道不正是中國社會的種種危機的矛盾、緊張和躁動？──六四，難道就只是一件「一次過」的「事件」嗎？

可 是，力竭聲嘶叫人「不要忘記」的人，對待這些問題的時候，正好就是用一種「叫人忘記」的邏輯。因為將社會結構和制度上出現的根本矛盾和危機，輕描淡寫為一 些「事件」，就是將必然關係視作偶然巧合，而偶然巧合地發生的事，嚴肅一點的說是「不幸」，陰陰一點的，也就等於說「不排除有人插手操縱，利用機會……」 去區別制度和結構的荒謬，就這樣地被永遠地「遺忘」掉。

遺忘的邏輯在語言上還有另一個明顯例子──「民主派」和李鵬飛都在煞有介事地討論 港人的「六四情意結」問題。李鵬飛叫人放開懷抱，看看中國的各方面，不要老釘著六四「一件事」。而李永達就說，我們要承認港人有此「情意結」，中國方面要 明白，港人是有這種自由去宣洩，這是港人自由生活方式的表現，沒有大害。

有趣的不是遊行示威真的有沒有害，有趣的是領導這些示威抗議的政 治人物，可以直率坦白到這個地步，將自己的行為「僅僅」視為「宣洩」，是社會的「安全活塞」，是精神官能症(情意結)的集體自療。六四情懷只是一場病。領 導人們走上街的，可以向群眾說：「好好掌握機會，叫叫口號雖不致藥到病除，至少可以減輕你們的／病情／……。」

何物「情意結」？愛好自由、民主難道就是一種病態？悼念先烈，難道只是自療自慰？示威、抗議難道只是求神問卜、念佛珠、祈禱、拜祖先一類的精神寄託嗎？

在古拉格群島，有哪一個為清晰堅定的民主信念而賠上生命和自由，不被當權的「高明者」視為「神經病」。「疾病」的語言，隱隱含著一個可指點迷津，除憂解困的「高明之士」在背後。但能夠解開「六四心結」的，將又會是誰呢？

說話是要說給某人聽的。「六四情意結」之說，又是說給誰聽的？「安全活塞」之說，又是說給誰聽的？說話的人也總有個身份。一個對社會的結構矛盾，了然於胸，肩上歷史的緊張、躁動，矢志於無盡頭的民主運動奮鬥歷程的人，是不會說出「安全活塞」之類的說話的。

香港的相對自由是需要捍衛的，但我們是要躲在「港式生活」、「一國兩制」的安全罩下去辯說，安撫在上者，還是理直氣壯地把原則和道理說清楚，這就是政客與政治家的最大分別所在。

八 九年夏天的民主運動所追求的就是這種普遍自明的原則和道理──「要求對話是公民權利，抗議示威是合理合法」。運動的始與終都沒有離開這些訴求。香港人的聲 援，這幾年的悼念、施壓，也是認同這些普遍準則而作，一刻也沒有離開那種作為人，作為中國公民的一體感。無分中港，共負一軛。從來就沒有人躲在資本主義安 全活塞下面，以自療自慰的態度去看待自己的舉動。從來沒有人天真到以為自己是投身或參與了一場不需要付出代價的「民主運動」，也沒有人會從這個「民主運 動」的角度出發，將自己的動機看成只是各類精神官能症中的某種所謂「情意結」！

媒介．真實．道德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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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六十年代傳播大師麥魯漢(McLuhan)發表過一個見解，認為國際大眾傳媒已經漸漸將世界聯成一 體，成為一條「世界村」，各地人民就像同村兄弟一樣，互相了解、關懷、來往。這個見解，在後來一大輪「未來學」的浪潮推動底下，儼然已成為一個在下一世紀 必將成為現實的大趨勢，成為「現代化」過程的最驚人成就之一。甚已成為街頭巷尾那些縱談天下大事的人的常識。在「世界村」意象被不斷吹噓，成為「美好將 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之同時，麥魯漢的另一個發人深省的見解，卻被他所研究的傳媒推至邊緣地位，除少數外並不為人注意，那就是「媒介就是訊息」這句話。

在 麥魯漢對媒介的研究中，前後兩種見解，形成一種難以解決的張力，因為前者所描述的，是科技為人服務的最理想狀態，但後者就隱藏了一個晦暗不明的趨勢，告訴 我們，由媒介所重新建構出來的世界，是一個新的世界，並不是簡單地由原來的各部分併合起來的世界。如果「媒介本身就是訊息」，我們還可以有多少餘地可似讓 媒介去「承載」真實世界裏發出的訊息？如果這些真實世界裏期望被承載、被轉發的訊息，恰巧又是人的感情、價值和思想的話，我們又可以期望媒介多少能「如 實」地把它們反映出來？

與麥魯漢約莫在同一時期的法國後現代理論家波德爾勒 (Baudrillard)就承接了麥魯漢的見解，對媒介及「後現代」的生活，作不留餘地的批判。他認為，表意(signification)的過程，已 經為商品消費的邏輯所浸透，指符與所指謂的東西(真實)已經割裂，指符自己組織了一個新的世界，那不是真實的世界，而是「超真實」的世界 (hyperreality)，任何真實的東西，在「超真實界」中已成為一個自足自存，但欲完全空洞的模擬體，它們取代了「真實」，代替了大腦和心靈，以 及以自己的形貌反過來模塑現實，但始終是建在浮沙之上的海市蜃樓。填塞這個「超真實界」中的黑洞，就是普世對權力的迷戀，因為只有權力、暴力，才可以將幻 象賦予「真實感」，只有在暴力的摧毀中，幻象才可以消滅異類以確立自己。這些幻象可以是有關種族、文化、帝國、民族、公義、世界的神話，而正是維護這些神 話世界的生命力，令法西斯主義，成為普世的迷戀。

希特勒以反猶太人來確立大日耳曼民族的神話，以色列 排斥巴勒斯坦作為自己這「苦難民族復興」的證明，美國的「自由世界」以蘇聯邪惡帝國作為星戰幻想的必要對立面，伊拉克以向諂媚西方的娼婦科威特施強暴，來 確立大阿拉伯英雄主義.....在每一種幻象背後，都期望著暴力來寫最後一章。媒介已經取消我們大部分人的腦袋和心靈，君不見甚至連一些香港的神職人員在 波斯灣戰爭期間，祈禱要求上帝顯神蹟不靈，也只會「膠在電視機前，心裏痛苦莫名」、「希望反戰者能提出具體理由」，失望了，於是唯有選擇「較少的惡」，反 過來痛斥反戰者脫離「現實環境」，簡化現況，犯了「可惡的道德主義」……。

問題不在於神職人員已放棄道德，不為生靈塗炭而感痛苦，變得麻 木，而是為什麼「痛苦」、「希望」、「公義」和「事實」，都是仗賴電視機給我們提供，為什麼思考和判斷的空間，從沒有離開既有的腜介環境、官方資料、影 像、標語牌、口號、權威和專家？我們的「真實」那裏去了，我們以了解「真實」的同情、詮釋、深度了解的能力那裏去了？為什麼連反戰的理由都要由拿起標語， 在電視機前只值一個鏡頭的人「向我們提供」而不是經自省、閱讀，和當事人交談、代入，親身去參與、研討，聽多方不同觀點而求得？再問問，那些以為最後作了 「明智判斷」的，你們究竟認識多少個阿拉伯人的朋友？

或者，如波德爾勒所預期，我們根本沒有作明智判斷的需要，我們只需憑形象消費獲取快 感，為種種政治性指符征服了「現實」而興奮莫名。要不為什麼我們的媒介存在那麼多自命了解世界大局的飽學之士，可以如些粗暴就將中東問還原到回教的「政教 合一」論、回教狂人溫床論。我們在祭起這些解釋大勢的大理論時，其快感就像希特勒鼓舞日耳曼人為純化日耳曼優秀血統而排猶一樣，也像毛澤東向紅衛兵演說， 要努力掃除一切「牛鬼蛇神」一樣，因為我們可以從「常理」中找出一切危害秩序「根源」，從暴力如何征服這些乖離的「他者」(others)來獲取法西斯式 的快感，一如侯賽因消滅庫爾德人，以色列打斷反抗的巴勒斯坦人手臂一樣。

香港及海內外不少華人如此熱衷支持美國討伐狂人，不單是一種洋 化、親西方，以「小美國人」自居的心態使然，更是恨鐵不成鋼之餘，反保守、反非理性、反舊秩序的理補償，逆反「老人黨」所代表的那種老左派世界觀，夢想以 另一種大中華文化為中心，不能「超英趕美」也希望與英美並駕同船的一樣想像。所以，我們滿足於美國媒體為軸心的「世界村」意像，樂意生活在這種「超真實 界」，用它的邏輯和「事實」來推理、來判斷。又或者，只是樂意去消費這些文章。

媒介的喜怒哀樂就是我們 的喜怒哀樂，在香港還以令人失笑的荒謬存在。君不見談了十年的所謂「信心問題」，無論中英雙方還是民主派都作過不少文章，最後竟歸結為「寧要閉門檯底交 易，也不要公開談敏感說話，以免剌激港人情緒」等所謂各方共識，媒介裏不能容太多的哀愁、顧慮，「超真實界」就是一個不斷追求喜憂平衡、忠奸並存、有起 伏、有情節，卻不斷邁向快樂結局的世界。人生活在超真實界的自欺欺人狀態，到此已無以復加。人們究竟想透過媒介了解些什麼呢？還是媒介(自己作為一種訊 息)想人們知道什麼呢？如果向蒼天禱告也無望，如果連神職人員自已也要反對「可惡的道德主義」，要依據「超真實」來安放自己在靈聖和道德問題上的職責，那 我們還可以做些什麼呢？

深刻自省 根除軍國

九五流年不利，世局正處多事之秋。先說遠的前南斯拉夫地區，那裡正是諸侯割據，群雄並起，就是一派中國人絕不陌生的「三國」之勢。百姓流離，天涯飄泊，就 是軍閥政客借託「民族主義」辭令，要求種族清洗來建設的無「家」之「國」的代價。集體殺戮、因處集中營的景象，令人回想五十年前剛結束的納粹主義，和第二 次世界大戰。在年來不斷上演的終戰紀念儀式背後，不是只有被埋藏在記憶深處的暴行，而是重演而又重演的歷史。在英美，官方的終戰紀念，不離誇言「民主世 界」的軍事反攻如何英勇偉大，在聲聲和平可貴的同時，郤不忘炫耀這些「和平」的前提（又或者結果）其實是強大的軍事實力。

在東方，亞洲的 抗日戰爭紀念，就圍繞著「原爆」和要求日本人的「反省」和「道歉」。「是原爆令日本投降」的信念，五十年來大大增強了亞洲人對美國軍力的深深崇拜，也正是 這個推想，令亞洲人更為相信，只有暴力才能結束暴力，以致不惜訴諸全民滅絕的「全面戰爭（total war）。」為何亞洲和平呼聲這樣微弱，不理解這個意 識的構成，我們就難以明白，為何中國、北韓、印度和巴基斯坦等，是如何心儀擁有核武，而在全球因為法國恢復核試而掀起反對浪潮的時候，為何亞洲地區的和平 呼聲，是顯得這樣的微弱。

在歐洲，和平運動的發起，是因為冷戰高峰的時期，核武的裝備已經幾乎爭相被架設到人人的頭頂之上，共死同生的危 機感，終於衝破了鐵幕前後的意識形態隔閡，釋放出被分割的良知。但在亞洲，與強敵為鄰的話語，卻始終支配爻各國政權的好戰意識。中國的冷戰被圍心態 （besieged mentality），四十多年來不因世局的變更已有所修正。其擁有核武的欲望下的理由，跟印度一樣，是因為強鄰（中國）也擁有。巴基斯坦不甘後人，「弱 者要自衛」的解釋，與日本以「原爆受害人」的身份而求脫罪，甚至發展軍國主義，邏輯殊無二致。

這種「擴軍強國」的「軍國主義」，催使我們 大部分人相信，犧牲邊遠核試區少數民族的健康和生存環境來進行核試，是不應置疑的，甚至認為，和平運動只是西方企圖拑制第三世界的把戲。而這種更為廣泛和 滲透深遠的軍國意識，郤吊詭地是在不斷地批判日本軍國主義復辟的提下被合理化。

中國八年抗戰的勝利，在國共兩黨不斷各自邀功的背景音樂 下，主旋律一刻不離要求日本「反省」。在這種「反省論」底下，日本軍國政權和日本人民、日本民族的分野被磨滅掉。而在軍國權力集團不肯反省的結構原因未被 露的同時，日本的「不肯反省」就往往被拉扯到更為含糊的「日本民族性」，這樣的文化層次，非歷史地阻礙著對日本近代軍國主義形式歷史的認識。而令人更為震 驚和不安的是，這種訴諸發掘惡質的、不變的「民族他性」(otherness)的論述,卻正好是與納綷黨對猶太人進行種族滅絕的偽科學(人種學、民族學) 異曲同工，異形同構！

德國日耳曼人當年認為猶太人天生就不配當人類，只是一群野獸或者蛆蟲，吮吸西歐文明的血液，是歐洲敗亂的溫床，所以 死不足惜，不以一舉殲滅，就絕無久安之所。不幸的是，這種絕對的種族主義，卻是日後「全面戰爭」的發源地。從盟軍無分別地盲目濫炸德累斯頓的大悲劇開始， 到杜魯門對日本的兩番原爆，都只是複製和擴散這種種族意識。而今天我們的反日言論，卻不幸地往往與這種軍國種族意識遙相呼應，將日本人看成天性好戰。

亞洲地區今天和平的最大威脅仍然是軍國主義。但在日本軍事以外進行政經擴張的前提下，要警醒的不僅是日本政壇的軍國主義，而是在我們身旁日復一日地被流傳擴散的軍國主義，對和平的犬儒態度，以及以國為先，沒有人面的國族主義。

今天，這種軍國－國族的罪惡同盟，諷刺地在第二次大戰的五十周年，在世界各地遍地開花。從車臣到前南斯拉夫，從太平洋荒僻的環礁，到台灣海峽，以至新疆的沙漠，軍國－國族的同盟都在大開和平的玩笑。窮兵黷武的意識，在這個紀念和平的日子，卻前所未有地在我們身旁高張。

和香港一些趕風頭的所謂綠色和諧生活衛士認識不同的是，我們不是「東方人的」生性政治冷漠而對和平反核不感興趣（他媽的又是帝國主義眼下的「東方民族性」！），反而是受制於幾十年以來軍國主義的誘惑和馴服而默許，甚至滋長出軍國主義的文化。

反省－從來都不是指著別人的鼻孔咒罵，自己以為置身事外，以受害人身份自居就有真正反省（同理日本也不能以自身是原爆受害者而指控美國就能卸責）。今天，當歐洲的民間和平運動可以掙脫國族想像的框框來思考反省人類和平可能的時候，我們還可以逃避這個反省嗎？

八 年抗戰，究竟是人民的血淚抗爭還是成就國族英「雄」的踏腳石？哪個受害者有聲音去編寫這段血淚歷史？從婦女大會前夕在電視鏡頭前被關燈帶走，哭不成聲的前 慰安婦的面上．我們不是有太多啟發了嗎？從民族（抗爭）到國族（篡奪），從國族（專橫）到軍國（黷武），歷史五十年來是原地踏步，還是走了一個圈呢？

戰爭機器在那裡？

拉脫維亞群眾在抗議蘇軍鎮立陶宛事件時，舉出標語，將蘇軍暴行與伊拉克侵佔科特威相提並論。而英美兩國一直在波斯灣問題上拒絕將科威特事件與巴勒斯坦問題相提並論。

政 治從來就是一個你能否將不同問題相提並論的事：鎮壓人民的蘇軍(以及幕後默許的戈爾巴喬夫)會說，立陶宛是蘇聯內政，不能和科威特相提並論：李鵬會說，中 國的政經改革，是走「中國式的社會主義」道路，不能和蘇聯的改革(perestroika )相提並論，壽西斯古因鎮壓民主而覆亡，是「發生在一個非常時期」，不能和六四相提並論：美國說侵吞巴拿馬，以軍事手段撤掉民選「總統」不能和科威特被侵 相並論，中國要否決港府新機場計劃，是「愛謢香港」，不能和干預港政相提並論．．．．

另一方面，有很多事情是可以相提並論的，例如安理會 授權採「必要手段」就等如美國可以肆意動武打伊拉克：「美國利益」和「世界利益」就等於一回事：擁有侵佔回來的科威特領土，就等如阿拉伯人勇敢地反擊了罪 惡西方文明的挑戰：布殊政策受「美國」民意調查支持就等如「世界」立場一致：民間沒有一點反對八中全會路線的聲音：也就「證明」了全民心情暢快．熱烈擁護 「穩定壓倒一切」路線：犯罪率上升完全是船民太多的結果．．．

政治的起點是語言，語言的內涵就是暴力－同樣是 真槍實彈，同樣是血流遍地，但一套語言說是鎮壓、侵略，另一套語言則說是維護和平、保持穩定，回復秩序，保衛自由：同樣是蔑視安理會決議、國際法、公義準 則，一套說是「問題複雜，要耐心解決」，一套說是不能容忍，不能作先例，不能動搖盟國團結：同樣是權威獨裁，一種是違反文明準則，另一種卻是四小龍成功秘 訣，只因為我們可以說前一種是「舊」權威，後一種是「新」權威：你可以說只有侯賽因是冥頑不靈，「神經有問題」，而布殊馬卓安的毫不退讓是「立埸堅定」 「意志堅定」侯賽因是「妄想」「煽動」阿拉伯民族情緒，發動「所謂」聖戰，但布殊追逐民意指數，以建立「堅強」世界領袖形象，維護深陷經濟困境的美國在國 際政治格局的霸權地位，卻不是「操縱」「利用」「煽動」，而是「見義勇為，挻身而出」，仿彿聯軍團結是神聖同盟，不能分化但美國的介入，卻不是在分化阿拉 伯世界。

血肉橫飛的戰場在我們十萬八千里以外，但語言就像炸彈一樣向我們每天空襲，反戰派的示威充當了電視戰爭遊戲機的花邊新聞，飛彈亂 射和美式足球、口水「騷」、講笑話交替出場：侯爺在那邊廂大叫「聖戰」、布殊開戰當夜卻叫葛培理竟夜相倍，早上還去做禮拜，雖然教宗還在彼岸呼籲和 平．．．．．

電視這個「形像銷售商」在販賣「世界一體」的那種傳真感，；叫人都感受那種爆炸的刺激，打電子遊 戲機的「過癮」，軍事分析家們那種囂張、狂妄的「專業判斷」，說一些不用幾十小時就給戮破的神話(例如大獲全勝、速戰速決等 )之外，卻不斷做更多的無知、誤解。兩伊戰爭期間，伊朗已向海灣國家說過，侯賽因才是你們的大患，你們不要助紂為虐，可是美國那些中東專家卻為伊朗塑造了 一個要「輸出革命」的形象，才有後來德法美多國合力武裝今日這個「大壞蛋」的荒謬事。可是電視除了分析戰陣、軍火性能、找這國或那個專家講些比瞎子摸象還 要片面的猜度之外，它令我們更徹底地失去了歷史，失去過去一幕幕同樣血淋淋的現實。　　

一個聲稱支持美國立場的北京青年說他支持戰爭因為 他是「親美派」，但他對巴勒斯坦、加沙地帶是什麼都不甚了了：開戰前夕香港兩電視台只有亞視在回顧事件特輯中提供了一八九九年之前科伊同屬土耳其鄙／曼帝 國的歷史事實：電台的ＤＪ在銷售廉價正義時，除了譴責貪婪外，就只會重覆說「沒有這個人就沒有戰事」，美國人要打一場「乾淨」的戰爭，箇中就包括隱瞞軍 情，詰大戰果來控首日的全球金融市場，於是就有媒介中人「不打就分勝負」，百分之九十完成任務的叫囂，而蘇聯的消息說伊拉克空軍完整缺卻少引人注意。

有 人誇言這是什麼現代世界的後現代戰爭，原因是一切由科技資訊操縱。這種提法也許掉忘了從現代境況所指的，就是語言、形像、符號，與權力、暴力密不可分，互 為因果的精神錯亂狀態，在顯現，同在「現場一樣」的同時，卻是無知、迷失，埋沒的極致，要不為什麼所謂「後冷戰和平世代」開始就要打一場十字軍東征的翻 版，十數世紀以來的仇怨卻要在電子標板上一兩個按鈕來解決呢？　

戰爭機器就在我們周圍，那是不會有空防警系的，因為它的勝利就在於要我們 安睡在遺忘中，世代的心理戰傳統只不過是「楚歌四面」，以鄉情甜夢來瓦解敵方意志，但今日，電視的反戰示威的場景被用作鞏固伊拉克法西斯政權的手段，伊斯 蘭世界的反美洪流，在媒介上反成了「證明」中東民族性「愚蠻」的證據。

如果不是我們都昏睡在資訊爆炸所造就的無知與遺忘中，布殊作為一個 頭號軍火製造和供應國的首腦，為什麼會毫不臉紅地指斥伊拉克花費巨大資源於軍備之上，而在前朝列根政府對伊拉克的姑息縱容政策下，那些軍政謀臣都不用被拉 去戰犯法式庭受審？為什麼在大罵原油污染海灣時，記不起越戰中美軍曾使用枯葉劑使用枯葉劑使叢林化為禿土？

在戰爭機器裡面，政客們不斷耍弄「相提並論」及「毫不相干」的兩手，在偽造的敵人、偽造的朋友面前流一鱣魚淚，萬千生命消失在這些政壇賭客的一念之間，而「正義」和「神聖」，就像嚼掉的香口膠一樣給唾在地上—因為「偽善」與「囂狂」已成了唯一的時代法則！

核試門前雪 和平瓦上霜

信報
一九九五年七月二十三日

法國最近宣布在南太平洋恢復核試，在全球多處引起示威抗議的浪潮。歐洲的「綠色和平」組織，更派出船隻到核試區試圖進行抗議，阻擋核試進行，為法國派出突擊隊所阻。香港一些綠色團體亦有作出反應。上兩星期左右，發起了一次遊行，有近五百人參加。

不 過，這次遊行的效果，除了向法國政府施加了壓力，它暴露出香港綠色運動的問題更多。在遊行日期的選擇，發起和聯絡團體的組成，以致遊行時叫口號所用的語 言，都顯示了這次抗議與本地社會運動的脫節。參與者大部分為外籍人士，香港絕大多數的華人，參加的竟是寥寥可數。這顯然暴露了本地華人社會對核武問題，對 和平問題的關注和警覺不足，只抱「各家自掃門前雪」的態度。

究竟香港這個地處亞洲經濟金融樞紐地帶的地方，是否應關注和我們關係不大的法 國，在遼闊的太平洋進行核試﹖對很多人來說，這是一個不容易回答的問題。但核武的威脅，核試問題的迫切性，卻絕非我們身外的核子俱樂部的成員。這幾個核子 強國，在戰後進行了一場耗費大量人類資源的核子軍備競賽，不但使地球現在身處巨大毀滅的核子危機邊緣，更鞏固了這些地方的「軍事－工業－官潦」體制。直至 各方都巳感吃不消，釀成原來由核武競賽支持的冷戰對敵格局瓦解，國際間才肯真正面對暫緩及最終停止發展核武的要求，達成停止核試協議的有關共識。

但 在共識落實為國際條約的前夕，各國就因應自己的國際和國內戰略需要，紛紛偷步，中國就帶頭恢復核試，破壞了國際停止核試的氣氛。今次法國再起而效尤，難保 美國及俄羅斯亦來個「你做初一、我做十五」，那時候發展核武的軍備競賽又會重臨。所謂後冷戰的「和平紅利」，讓資源撥交民生經濟發展的嚮往，又將化成泡 影。

所以，核試和核武的問題，絕非歐洲人的事情，而是全世界包括香港人、中國人在內的共同命運所在。但我們細想，全球的和平運動出現了這 麼久，香港人又曾經盡過多少努力，去遏止戰爭以及戰爭意識的傳播﹖波斯灣戰爭的時候，香港政府還要撥出公帑，去為英美聯軍湊糧餉，但今日波斯尼亞天天都成 為殺戮戰場，香港就連人道聲援的姿態都從未有做過。

是不是「和平」的追求，對香港人來說不那麼重要呢﹖顯然不是，我們每年都會紀念香港淪 陷的日子，提起南京大屠殺，我們會義憤填胸。但我們又有否警醒到，這些對戰爭的慘痛回憶，對和平正義的渴望，如果流於成為國族主義的辭令，它們會轉化為下 一場戰爭的準備，強化為民族對敵，仇恨，以致為擴軍備戰提供借口。在早一陣子，南沙群島的主權又起糾紛，雖然還未見真的刀槍火炮，香港的輿論界就紛紛出現 「保衛神聖領土」言論的苗頭，為一場新的衝突下的中方，找尋和堆砌各種歷史和文化理據。在早一回一場紀念「保釣」運動的集會上，以和平主義的立場，認為釣 魚台其實屬於飛鳥游魚的言論，亦只嬴來不少訕笑。

這種種文化現象，都使我們感到，香港每一日都在靜靜地準備爻支持一場戰爭。在主權回歸的日子迫近下，濫情煽動的國族主義自北南來，加上本地文化打手的放大，凝結成一種鄙視和忽視和平的思想習性。
　
過 去十多年，香港出現了反思工業軍事主義文化的綠色思想，環保和追求和諧生活的訊息，漸次進入人們的討論課題，綠色運動的團體相應成立。然而，綠色運動傳入 香港以來，環保與和平的兩大主題就並沒有平衡的發展。綠色運動的推動者，熱心推動綠色生活形態，卻對綠色運動的「反戰和平」傳統少予觸及。綠色運動愈來愈 非政治化，更使和平問題消失在綠色的議程之內。
討論和平問題，為和平的推動努力，就不能不觸及政治，而且是非常敏感的主權和國際政治。但香港的綠 色運動，竟然漸次出現了一種談政治就是背叛綠色精神，再陷紅色對抗政治的奇談怪論。於是，國際政經體制的不平等，戰禍對環境生態，人文生態的破壞，軍事 化、備戰化的文化意識如何加深工業文明的自毀傾向...... 這些觸及社會結構，政治關係，及文化意識體制的課題，就／種消費品味或者心靈救贖的代名詞。

沒有這種對和平及相關的政經問題的關切，就是香港人對恢復核試等問題顯得這樣麻木的大背景。有論者更為這種失衡現象辯護，說香港人不起來反對中國核試，卻應該反對法國核試，是因為對法國的文化道德水平，有「更高」的要求云云。筆者的回應是：「有冇搞錯！」

事實上，和平問題的迫切性已在眉睫。這兩天，為著抽象透頂的所謂「血濃於水」的「同胞情」，越空飛彈巳要跨越台灣海峽飛翔，威脅附近作業漁民的生命安全，破壞該區的魚產生態。
香港如果真有那麼一種推動綠色反思的社運及文化力量，希望能夠制止這一場未能汲取歷史教訓，明白和平可貴，反讓軍權武備的擁有者耀武揚威的戰爭出現的話，不在這時敲起和平的鼓樂，點燃和平的意覺，批判軍事主義的意識，還有待何時呢﹖

臥倒街頭 君何敢問？

信報
一九九五年五月十四日

金輪大廈的天台屋清拆了，居民卻仍在露宿抗議，要求合理安置。下個月旺角又有另一批天台屋面臨清拆的命 運，看來這種此起彼伏的抗爭運動，在政府一日未有明確而公平的天台屋政策之前，將無日無之。在後過渡期政壇上只管忙著爭位、內鬥、做秀、作抗共／親共狀的 香港，這種邊緣弱勢社群的抗爭，為所謂主流的吵罵和飯桌政治，吹奏出悲涼的調子。

七八十年代之交，艇戶居民爭取上岸，安樂村居民反對官商勾結無理清拆，亦曾引起了社會關注。學生和社工人員的介入，以抗爭行動打開了香港本土社會運動的序幕。八十年代本土民主派的形成，爭相將這些事件作為自己的光榮事蹟，大力雕塑自己的悠長獻身歷史。

港府地方行政改革、立法局引入直選、民主議政的雛形出現，好像已令殖民地的行政濫權體制打開缺口，香港民主有望，市民可以投訴有門，冤屈可以抒發，公正公義可以實現。

可 是，九十年代中的香港，卻仍可以發生奉公守法的居民，不偷不搶，只為求一個可以在這城市容身的居所而購置天台屋，卻於一夜之間可以在政府強權下，家園被 毀。露宿抗議還要被人描黑為受「別有用心人士」的操縱。這真不知是一個什麼世界！香港過去十多年改善本土政治文化的努力，改革殖民地行政強權的努力，是否 已付諸流水？

這些事件最令人齒冷之處，是在政府明顯地在濫權，在亂用標準，在任意依己見詮釋政策、踐踏公義之時，那些所謂民主派的政客卻仍然大杯酒、大塊肉，與官員暢談香港房屋發展成就，對居民，對民間團體，甚至對政府內部的監察機關所作的批評，只是推搪敷衍，冷眼旁觀。

四 月中政府委派的行政事務申訴專員就已經寫就報告，指屋宇署清拆有人居住的天台搭建物時，程序欠缺公允，並建議重新檢討屋宇署清拆僭建物的時間表，不應沒有 目標地、選擇性地進行清拆，又沒有妥善的安置措施互相配合。可是，屋宇署卻置若罔聞，對居民自行聘用的建築工程師所發出的金輪大廈天台屋並無即時危險的證 明，完全不予理會，強行清拆。

清拆當天，居民和平撤出，陸志樑說多謝居民。當然啦，燙手山芋交出，官還是一樣照做，當然要說多謝。然而接 手的房署、社署，卻互相推卸安置責任，祭出一條完全與天台屋無關的安置標準，將天台屋等同八四年曾全部登記、控制增長、曾由政府承擔安置責任的寮屋。該條 所謂「八二六一」標準，稱只有能證明在八二年六月一日前已入住的才有公屋分配，往後的只有入住臨屋。但查實當年寮屋登記根本沒有將天台屋包括在內，而多年 來政府亦未有控制天台屋的增長，甚至向天台屋居民徵收差餉，律師亦代為做契。今日才拿出這一條毫不相干的日期界線，胡亂剝奪長期天台屋居民的居住權利，除 極權國家外，天下還有什麼比這殖民地官僚更隨意濫權的政府？

八四年時政府為凍結和徹底解決木屋等寮屋問題，也只需要居民證明三年前已入住，就可取得遷拆後公屋編配的資格。如今九五年，卻要求居民出示十三年前居住的證明，這是何等的政策一貫和行政公義？

要 知道，天台屋是香港城市在急劇發展、地產資本攫取豐厚利潤的前提下，迫使低下層市民擠到城市邊緣，以自力營生(Self-help)的方式，解決居住壓力 的環境下產生的，政府一向都沒有將這數萬人的居住需要列入房屋發展策略。今天卻突然在行政官僚的壓力下，被迫放棄這個胼手胝足、自力建設的家園，卻不獨沒 有賠償，還要被迫降低居住的水準，並靠搞社會福利的官僚們「恩卹」，乞討一個居住空間，容身之地。這又是哪一樣的人權？哪一樣的生活尊嚴？而香港，又是哪 一樣所謂繁榮豐裕，人人可享安居樂業的城市？

十數戶人的「 街」，在官僚及政客們眼中，只是毫不起眼的小新聞。在一些捕風捉影的「抹黑」 傳言下，更只是冷漠大眾茶餘飯後的談資。然而，手抱嬰兒還是睡在通衢大道，飽食雨露風塵來抗議的醜陋現實，正好戳破了香港富裕城市的神話，控訴為官的無良 冷漠。更重要的，是撕破議會民主體制，可以實現公正人權的畫皮。

今天，不是沒有號稱民主人士的政客，坐在立法局大樓，坐在方房委會，高言 民主，聲聲抗共。可是在天台屋問題上行政濫權的事實是如此彰彰在目，民間團體亦聯署聲援，要求議員盡責奔走，卻換來石沉大海般的回應，更不見這些政壇大人 物，下來聲援慰問。原因？據聞是居民沒有事前來「求助」。更重要的，是照顧原樓業主一大批中產階級人士的選票。在這情況下，一是假裝不見，掩耳盜鈴，二是 附和官僚調子，暗指居民「打尖」上樓，煽動公眾的恐慌，罔顧公義不張，居民只是保家園，反清拆的事實。

十多年來，由居民為居住權抗爭而激發的本土民主運動，卻換來今天這個倒臥街頭無人問的殘酷現實。這十多年追求民主開放的努力，是不是正式宣告白費了呢？

國泰工潮給社會運動的啟示

經濟日報
一九九三年二月九日

國泰機艙服務員罷工已經結朿，雖然管理層會否進行「秋後算帳」，因而可能引發另一回合的對抗仍是未知 之數，但社會上的關注點已大部分轉向工人罷工權之立法問題。這種輿論焦點的轉移正好反映了香港政治習慣的一個特色，就是對憲政體制和法律效能的高度崇拜， 這種崇拜已開始有點迷信的味道，也就是以為有了完善的立法，社會自然可以免除衝突，公義自然可以維持。筆昋在這裡當然並無貶低爭取法律權利的重要性的意 思，甚至會同意，在很多社會對抗的問題上，法律權利是一個重要的抗爭戰場，然而不能不指出的是，如果沒有基本社會關係的轉變作為前提，離開了社會運動作為 法律抗爭的脈絡；這許多的法制條文的更變，往往只會流於作為一種「社會管理人」(social manager)的話語，其效果只會是加強社會控制和社會調控，而不是社會解放。解放性(emancipatory)的論述不能不從社會運動的角度出發， 而在今次國泰員工罷工事件中，我們可以從勞工運動的角度去分析和總結的地方很多，本文是深化這方面探討的一個嘗試。

勞工運動是推動近代社 會轉變的重要力量，它甚至曾經被認為是最重要的改革社會力量。這個觀點主要來源自馬克思以為無產階級是現代社會最先進的階級這種看法。然而，馬克思及其繼 後的列寧，都對工人能否掌握自身那種「先進」的性質表示憂慮，特別是那些只針對狹隘和有限的純經濟利益的工會運作，他們都譏之為「工團主義」。列寧特別提 出一套以加強階級意識的形式和工人領袖領導能力的先鋒黨理論，強調工人領袖要有超乎其行業和企業利益的世界觀和領導方法，並要投入整體的工運以促成更徹底 的革命。

與列寧同時代的，還有德國的伯恩斯坦和羅莎盧森堡，他們都和列寧有不同的工運理論。伯恩斯坦認為工運不一定要走上激進的階級革命 之途，相反地，勞工運動的存在其實只是促成議會內社會民主主義式改革的其中一種推動力而己。工運和議會內的改革兩相比較，後者有更優先的地位，因為社會民 主主義的政黨上台執政，自動地是勞工階層利益的最佳保證，社會的階級剝削性質也會隨之而改變過來。然而這套路線卻被列寧及隨後的斯大林等評擊為「修正主 義」。

香港的勞工運動因著本地的特殊情況，鮮有被提升至階級意識問題的討論，(或正確的說：它被壓縮在親中共的左派工會那套民族主義之下 ──即工人意識等如親中愛「國」意識)，在運作上則不離工團主義的形態，甚至連修正主義那種配合議會民主改革的問題也談不上。就以是次國泰工潮為例，工會 在初期也是為了純粹的利益爭取，甚至採取自我孤立的路線，拒絕「外界」介入，當然談不上階級意識的建立。

但當工潮因管理層的頑劣態度而惡 化，罷工者的基本權利受到挑戰，工會面臨瓦解的危機，議題立即上升為廣泛的勞工團結意識，向國泰管理層的反擊，不單象徵國泰員工對自己公司的不滿，更牽涉 及整體勞工階級的基本權利問題，外界的勞工團體的介入和協助，令罷工中的抗爭者有機會體認到更大的階級團結的認同感，打破自限的孤立，不過，由於其他部門 的工運根柢更為薄弱，部門的分化亦令支援性的工業行動不可能出現，列寧主義者所關心的階級意識並不能突顯。相反地，在風湧而至的外界支援當中，和勞工問題 沒有直接相干的群體卻更為活躍，因為國泰管理層對員工欺壓已超出了勞資關係，相反地是形成了廣泛的對社會公義標準的挑戰。這時候，團結的基礎已非階級位 置，而是廣義的道德感召，民運、居民、學生、宗教、文化團體……共同形成跨界別的市民團結陣線。

促成這種以社會上的「道德上的大多數」 (moral majority)為基礎的對抗形勢，恰好又是這次抗爭的主體，即國泰員工本身的自發性抗爭。這間接肯定了羅莎盧森堡在與列列寧就有關工人運動和「黨」的 關係所作的著名辯論中所指，勞動者只有在不斷的勞工自發罷工活動中才能獲取對社會變革的認識和信心，這種自發抗爭的經驗不能由「黨」的官僚主義領導、伯恩 斯坦式的議會至上主義、及唯利益是尚的工團主義所取代。在國泰罷工當中，薪酬利益的爭議是以工團主義式的運作出發，但後期參與者的持續抗爭已超出了工團主 義的範疇。

不過，這不表示它回到那種只強調領袖的所謂「正確策略」或「全局眼光」那種隱藏爻的列寧主義運作方式上去，而是透過超越瘲隘的 「國泰員工」身份，甚至「工人階級」身份，去和社會上的道德大多數合組成新的「集體認同」──「社會道義和權利的抗者」。這種集體認同將勞動者的罷工權視 作廣泛的公民權利(citizenship)的一個必要部分，共同挑戰「權力集團」(power bloc)──管理層、資方及政府。

在這 種聯盟式的，以公民的「道義常識」為共同點的那種新葛蘭西式(Gramscian)的抗爭方式當中，議會的角色有了一個獨特的介入點。立法局在聯盟抗爭的 巨大潛在壓力下，以及由局內民主派的勞動下，使這場在工作間及街頭進行了近兩星期抗爭的社會運動，在議會內暫時完結，使原本親資本家的政治勢力，如啟聯等 亦站在批評管理層的一方。很明顯地，這次議會上的勝利，只是在社會運動的有效動員這前提下才能達成，而非議會改良主義的恩賜。活躍自發的勞工運動和社會運 動，不單沒有成為八十年代新興議會政治的附庸，也非由集中領導的先鋒黨去策劃。

事實上，民主派並非工運的帶領者，罷工權利也從來沒有認真地被議會改良派，或變形的工人先鋒「黨」(如親中工會或政黨)表述為首要目標，勞動者利益也沒有因為建制的部分民主化而自動給改善過來。

相反地，今次是由自發的工運和打破孤立的社運去推動議會中可爭取的力量而實行改革的範例。在這種新型的勞工／社會運動中，變得落伍的，是列寧或伯恩斯坦式的政治，更有啟發的，是盧森堡及新葛蘭西式的抗爭。作為一個個案，國泰工潮在理論和實際的反省上，可供探討的仍然很多。

未完結的社會抗爭

信報
一九九三年一月三十一日

國泰工潮所引發的罷工已經結束。然而，勞資雙方仍未正式達成協議。立法局議決促請港督會同行政局，將 糾紛交付仲裁或調查委員會處理，實在並非只留一條「尾巴」這般簡單。彭定康在今次工潮的表現閃閃縮縮，港同盟今番推動立法局作出議決，並將彭定康推上前 台，實在有如將這「燙手熱薯」交給港督的味道。政制改革問題上，英國決意要立法局站起來作艱難的抉擇，如今國泰工潮立法局反其道而行之。彭定康作為保守黨 戴卓爾主義的締造人之一，以訴諸英國人民厭倦長期無休的工業糾紛，社會民主主義的政治攏合體制(corporatist politics) 失效的不滿情緒，來推行以打擊工會權力為目的，樹立新右派行政性權威為務的政治綱領，今次面對的，也是一次艱難的抉擇。因為這次立法局的施壓，明顯是要政 府出面，平衡過大的資方及管理階層的權力，再加上鄧蓮如是太古集團高層，港督會同行政局如果漠視立法局議決，政府與英資財團勾結，打擊勞工運動的罪名實難 推卸，而行政局內財團精英壟斷體制的反民主實質則會更加暴露，實是與彭定康那種「民主先鋒」的形像大相逕庭，苦心經營數月的形像恐怕會毀諸一旦。

然 而，蔑視和瓦解工會權力，卻又是這位西方新保守主義政客的政治本能，從個人角度出發，彭定康實難以在此改弦更張，洗心革面。再加上英資在此政治風雨飄搖之 際，更需樹立管理階層「有效管治」的威信，將事件收縮為簡單的勞資糾紛、個別事件是上上之策。勞工處長那種露骨的低調處理，實在是彭定康臨去印尼渡假之前 交託的唯一錦襄。然而香港的民主派畢竟因為歷史和結構的原因，,不能放棄其與基層的關係，與彭定康合謀去將工潮「非政治化」。彭定康宗奉的戴卓爾主義那套 以行政性國家機器權力為核心的威權主義無法落實，相反地，剛好嚐得民主力量的立法局，在廣涉的基層關注，並形成聲勢浩大的支援運動，杯葛運動的壓力底下， 逼得要將此事「政治化」。港同盟雖然一度附和立法局不宜介入的聲音，民建聯也曾出奇地想淡化工潮，希望迅速解決，但在國泰員工敢於堅持，敢於抗爭，支援運 動迅速發展的情況下，終於要為彭督留下這個難題，為這次工運爭得一個不小的勝利。

從成敗得失的角 度看，工潮的爭議點是管理階層的秋後算賬權力，以及打擊工會組織和運動的野心。今次管理層未能「逼使」或「誘使」工會簽城下之盟，工會始終沒有認許資方在 這方面的不合理權力，是今次工運一大勝利。而立法局的議決，公眾的關注，港府事後的仲裁，亦將大大地保障工會及其成員，否則便會形成英資／太古／國泰向立 法局／民意挑戰之局。雖然法律上未有保障，但外界的輿論監察和道德譴責，以及今次運動中組成的支援網絡，其實要比管理階層放棄在協議中保留秋後算賬更有價 值。

現代的行政性權力，其操作特點是隱蔽，分割，微細，看不到。與這種權力周旋的最佳對策是將之公諸於世，讓眾人看得見，聽得到，可以議 論。將行政管理權力神聖化、神秘化，「非政治化」，是各式各樣的威權體制的共通點。今次國泰管理層瓦解工潮的各種細微手法，可謂洋洋大觀，日後定會有更多 揭露，而在春節之前，它們已經臨近得手。可是管理層「貪勝不知輸」，死要加入近乎侮辱性的秋後算賬條款，卻換來使工潮拖下去，公眾關注大增的局面。如今這 項屈辱性的條文未能落實，反換來立法局的議決，使行政性權力長期曝光，甚至整個國泰作為香港壟斷資本的運作以後會日益受關注，這點又豈是權慾薰心者始料所 及。

抗爭焦點既然是反報復，反秋後算賬，戰場其實已經不在街頭，罷工的意義亦日漸失去，多日的風餐露宿既已頂住了管理層的攤牌式挑戰，日 後要開展的正是另一回合的持久抗爭。這場抗爭是在工作崗位上，也在工作崗位外進行。工會作為監察和保護員工有否遭受種形式的不合理報復手段對待的組織，其 最重要的依靠是和外界的支援保持緊密聯繫。而外界(包括本地和海外) 的繼續支援和關注，是維持團結，免受行政管理權力再度分化，暗施辣手的最有效保證。這點上，在議會議事的議員是責無旁貸的，而從支援運動中新生的團結組織 和網絡更是任重道遠。

事實上，今次工潮帶給社會運動的啟示是：社會上公營或半公營的機構， 在香港既有的殖民地體制庇蔭下，雖然享有各種特權，賺取超額利潤，但箇中的行政濫權、管理不善，卻缺少公眾的有效監察。而當內部糾紛出現，公司享有的特權 卻是為狹隘的管理人員自身利益(例如面子) 服務，以打擊弱勢者。其間公眾利益與廣大小股東利益都給押上作為賭注。要社會公稱有效監察這種以私代公的流弊，唯有加強社會監督審核(Social auditing) 的組織和意識，主動揭露日常行政運作中，行政者的權力有否濫用，浪費壟斷特權所代表的社會資源的情況。

這次工潮的性 質自始至終都並非「勞資糾紛」，所以根本不存在所謂市場關係或契約關係可以解決的經濟利益問題「政治化」的問題。(事實上，世界上不存在純然與政治行政權 力無關的經濟關係。) 只要我們認識到這次事件其實是公有或壟斷機構權力為行政權力濫用的普遍現象其中一個爆發出來的特例，我們就會知道這場抗爭比一般人的想像還要複雜，解決之 道也非僅僅簡單制訂罷工法例便可解決。而今日這場抗爭不但未有終結，相反的，它只是剛剛開始而己。

不管將來殿堂內的議會政治，憲法體制會 有如何更變或不變，民間自衛(Social defense) 的課題仍然是提高抗爭意識，開拓抗爭空間，團結和擴大在運動中成長的抗爭者網絡。可以想像，無論是彭定康式的庶民權威型，還是老共的那套封建專權型政治， 他們都會不約而同的依重行政性權力，也繼續有這種權力要勾結保護的「資本」。在社會運動為依托的開展的抗爭來說，國泰工潮只是它的一個序幕而己。